[xxxv]与之相反，算法行政似乎在背离传统治理，其背后的算法控制是用技术功能的抽象串联取代有意识的阐述、社会谈判和民主决策，用自动连接取代命令的对话阐述，用适应取代共识。

[15] 当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被提上议程，很多研究自然而然地以侵权法的框架来分析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问题，探讨个人信息的权利类型、法益基础与制度设计。因为在大数据时代，形式主义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已经更加难以保护个人的相关信息权益，同时保证他人、企业、市场与公众对于信息的合理需求。

赋予个人以针对他人或平等主体的信息权利，既不合理，也不现实。第一，有些信息权利看起来有可能保护个人权益，但实际上个人却无法有效行使这些权利，造成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保护的落空，或者给个人带来其他风险。在个人信息被收集后，个人仍然拥有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信息安全权等多种不可让渡的权利。[60]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反对用户画像与自动化处理权和携带权等其他权利亦是如此，在法律规定与实践执法中，这些权利实际上都受到了各种条件和例外的限制。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排除了纯粹个人活动中的信息收集与处理，同时以不同的法律框架来规制政府执法中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问题。

这种治理框架既区别于传统私法，也区别于传统公法。第五，有些个人信息权利还可能影响公共利益。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机制，一般应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

五、启示与建议 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是包裹政治内核的法律问题，其政治本质虽然可以赋予审查机构一定的特权，但并非没有边界。显然，通过加强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问责制，将有助于增强其程序上的透明度和实体上的确定性，进而有助于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促进吸引外资和投资自由化目标的实现。对投资者来说，东道国基于安审决定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其利益，导致投资意向夭折、投资成本增加甚至被迫撤回投资。就现阶段而言，赋予投资者救济权利的更为现实的路径是完善一般行政审查，可考虑将安审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交由指定高级别法院或特设法庭进行专属管辖。

二是总统在d条第4款下的裁定，即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总统认为行使控制权的外国利益可能采取损害国家安全的行动的裁定[x]。因此，这里的依法首先应理解为具体的安审配套实施细则。

良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会有助于吸引外资和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实现。（六）注意安审决定与投资条约的衔接 赋予安审决定必要的司法审查，打造一整套监督和问责机制，有助于我国避免因违反投资协定保护义务及透明度规则而面临的被诉风险。从历史来看，国家安全的概念经历了由侧重国防、军事、政治逐渐向经济、科技乃至社会、文化、网络安全的扩展。对于国家安全的界定，各国普遍认为其属于自由裁量的范围，倾向于采取自决原则。

此外，亦可考虑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就安审的司法审查引入对等原则，以避免在反制特定国家时限于被动。《外商投资法》的这一规定与美国现行外资安审立法类似，也是对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73条行政复议和诉讼的豁免的延续。同时，东道国通常也有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促进投资自由化的义务。（一）以法国、日本为典型的实体可诉模式 这种模式是指司法机关不仅有权就安审程序是否存在瑕疵进行审查，也可以就主管机关所作安审决定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投资者享有全面的司法救济权利。

新的条例允许欧盟委员会审查对可能在安全或公共秩序方面对多个成员国构成威胁或涉及欧盟利益的投资，虽无权发表否定性意见，但可向投资涉及的成员国提出无拘束力的意见。标准模糊、程序不透明、缺少外部监督的外资安审，更是与东道国促进和保护外资的目标背道而驰。

2009年5月，OECD发布的《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国投资政策指南》为东道国对外资进行安全审查确立了应遵循的四项原则：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透明度和可预见（transparency/predictability）、监管的均衡性（regulatory proportionality）、问责制（accountability），以帮助各国秉承善意而非保护主义来采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措施[xx]。如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是一个联邦政府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务卿、商务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司法部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管等政府机构的最高长官组成，其中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应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日本除了允许法院对审查机关作出的安审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外，同时给予了投资者对否定性决定进行行政复议的救济权利。条例也同样关注了对外资安审决定的投资者救济问题，并指出成员国应允许对决定寻求救济。然而，《外商投资法》中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具体制度的构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经过大量的论证推敲和利益平衡。此外，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局和劳工部等亦可作为观察员参与CFIUS审查活动。这是否意味着主管机关作出的安审决定绝对豁免于行政复议或司法审查？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角度来看，豁免于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安审决定的权威性，但从投资者的角度，豁免于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做法意味着：被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将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救济途径。

在国家安全审查的救济制度方面，美国采用的是不可诉模式。此外，一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关作出安审决定的过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往往涉及外交、国防等多个领域，司法机关客观上也无法胜任这样的实质审查工作。

该法案是美国政府对FINSA实施11年来的首次修改，在强化外资安全审查的同时进一步细化了安审决定的司法审查规则。解决这种争议的途径既包括东道国当地救济，也包括国际救济。

但在最新的修订版本中，该法第57条已被删除，即日本不再在这个问题上强调行政复议与诉讼的关系[vi]。例如，根据法国《货币与金融法》第L.151-3条的规定，若经济部长认为外国投资正在或已经违反第L.151-1条、第L.151-2条，他可以作出命令投资者停止进行交易、改变交易的性质或是自费恢复到交易前状态的决定，投资者可就上述决定寻求司法救济，法国法院对审查机关的决定享有全面进行管辖的权力（a remedy of full jurisdiction）[iv]。

（二）程序正义视角的投资者保护 尽管安审是各国基于国家主权所应有的权力，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线，但由于国家安全审查的内核是政治问题，安审实体标准模糊，这一制度也可能成为东道国政府阻挠外国投资进入的合理借口。（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实体不可诉模式 澳大利亚法院可以对财政部长基于《1975年外国收购接管法》（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 Act 1975，FATA，2015年修订）所作出的审查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但是法院通常会认为，一项特定交易是否有损于国家利益属于财政部长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因此仅限于审查与程序公正性、自然正义以及其他行政法基本规则相关的问题[vii]。基于对国家安全与程序正义两类价值取向的不同侧重，各国对于安审决定是否应当受到当地司法审查采取了不同立场。其一，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

总体来看，FIRRMA坚持并扩大了外资安审决定的不可诉性，并在申诉范围、主体、时限、依据和管辖法院等方面对投资者诉诸违宪审查的权利予以规范和限制。若投资者可以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启动对安审决定的外部监督，则可以大幅度降低因概念模糊、审查标准不清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干扰。

FIRRMA在第15节中规定了不受司法审查的范围，其中在第1条中规定了美国总统的行为或者裁定不受司法审查，第2条第1款扩大了排除司法审查的范围，即CFIUS的行为也不受司法审查。就现阶段而言，立法赋予对安审决定的救济权似乎更多只是一种宣示作用，实践意义有限。

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以下简称FIRRMA）。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问责机制也会对任意裁量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审查的确定性，促进投资自由化。国家安全审查在本质上是包裹政治内核的法律问题，程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属于纯粹的法律问题，完全可以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与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在豁免程度上应作不同理解。二、安全审查决定的三种司法审查立法模式 对于安审决定的国内司法审查，有学者认为目前各国存在三种立法例，即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允许申请司法审查，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不排除司法审查，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明确排除司法审查[ii]。

国际法上的非歧视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在面对外资安审制度的政治性特征时往往荡然无存。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外资安审决定不服，通常意味着被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存在基于投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争议。

因此，有学者认为程序正义是约束政府行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原则，基于正当程序的国家安全审查行为是政府行为的应有之义，缺少救济的安审机制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xiv]。2012年10月1日，Ralls公司递交诉状，认为奥巴马此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

其二，缺少明确的审查标准。例如，1994年关贸总协定以及一些投资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均规定，东道国有权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采取措施。